大限将至时，是选择插管、上呼吸机等竭尽全力地去挽救生命，还是放弃一切生命维持措施，有尊严、无痛苦地死亡？29日记者获悉，北京市已经成立生前预嘱推广协会，该协会由热心推广生前预嘱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自愿联合发起成立，罗瑞卿之女罗点点任副理事长，旨在通过推广使用“生前预嘱”，让更多人知道，在生命尽头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以保持尊严是一种权利。北京市卫生局表示将“观察”其效果和发展。

北京设协会宣传“尊严死”:存活无望可放弃治疗。该新闻已将尊严死与安乐死作了严格区分，但此新闻势必又会引出一波关于安乐死应否立法的争论。伤齿龙是安乐死的主张者支持者，但同时也理解那立法之难，因为实施安乐死有一个最难逾越的坎，就是“医生（或家人）参与协助”的环节，这在法理意义上，怎么讲也是剥夺一个人的生命，无论这种剥夺有多么可理解的前提，它绕不开一个“罪”的坎儿。

因此，我理解“尊严死”的推动，是将安乐死中最不好操作的一道坎儿，绕开了，尽管它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，尽管它仍然还会受着种种道德、伦理、法律、医学等难题的拷问，但于可操作性方面，已然大为进步。它坚守着不能够践踏法律“红线”的底线，但同时，也让“有尊严地死”这种诉求的相对合理性获得了真正可实施的空间。

不必重复自己应该有决定自己生命存亡的权利这种老话，也不必去找例证，譬如1989年邓颖超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安乐死等名人例证，譬如去年一个孝子邓明建助母安乐死获判三缓四的案例，支持立法与表示立法当慎，应该讲都有相当充分的理由。在这个难局下，由民间试水尊严死，是先在可行性方面，将死亡的尊严还给一个个生命个体。

它有三重效用，其一，是避免触发法律的雷区，以消极的、被动的医疗措施的不作为，来“静待”一个生命的自然消逝，它让法律找不到“凶手”。其二，是遵循完全自愿原则，其生前预嘱的操作，让其真实意思表示具有相当程度的透明度，清晰可证，可昭日月。其三，对于抢救无意义的危重病人，它不仅是还死亡以尊严，亦是为其亲人节约无谓的救治成本，对整个社会而言，也是对医疗资源的节省，这于社会伦理规范上，可获得相当充分普遍的接受。当然，需要提醒的地方，也将围绕着这三方面来进行，一是必须是有相当级别的医学结论，认为其情形已绝对没有救治意义，简单的讲就是肯定生不如死了；二是，必须是本人健康或意识清楚的情形下自己的真实意愿表达，绝对不能有谋财害命等种种阴谋存在；其三必须在实施的社会效果上获得民心的认可。T